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是谁？《史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标准答案，人尽皆知：《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成熟第一次有了完整的史学叙事，有了有意识的年代学记述。 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裁，后来成为官定王朝政史的标准体裁。《史记》也成为二十四史之首，受到尊奉。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也是必须要提到的，他用生动的语言记载了一个个曲折动人的离奇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直到今天，那些被司马迁记下来的人和事，比如：“荆轲刺秦王”“伍子胥过江”，仍然在舞台银幕荧屏和显示器上不断上演。我们寻常日用的成语词汇当中，又有多少可以回溯到《史记》？毫不夸张的说，《史记》具有华夏文化原典的意义，他的地位可以媲美先秦经典，《史记》不死，司马迁永在。 当然，对于《史记》也不是没有批评的。对《史记》的史学批评主要集中在体例上。批评者认为《史记》对记传体材虽然有创体之功，但他自身的体力却并不严谨。向本季是用来叙述帝王之事的，可是司马迁竟然被项羽与立了本季而释迦，本来应当记载诸侯王世纪、司马迁把孔子列入世家马马乎乎也可以接受，可是为什么陈胜要放到世家里去接。简直乱套。 乱吗？好像是乱的，但乱的不是司马迁，而是后来的批评者。司马迁作史记载，记传体被帝制驯化，变得僵硬固化在后。创体之人，自我作古。后来的条条框框哪儿有资格返回头去约束司马迁？本末倒置，莫过于此。历史学最核心的线索是什么呢？时间！时间在那里流淌，勇往之前，从未停歇。 在司马迁这里，“本纪”绝不仅仅是帝王故事，他其实是司马迁所认同的历史发展主线。能够被记录在这条主线上的，是那些左右了时代方向的人物，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秦失其道，豪杰并扰”，在秦崩以后，汉定以前，西楚霸王曾经维系天下人心，主宰一时命运。项羽的功过得失客观存在。项羽不入本纪，谁入本纪？司马迁真正在意的是历史自身的延续性。 同样的道理司马迁的世家定义最看重什么？一份能够传承下去的基业，而不仅仅是血缘，”天下之端，自涉发难“。陈胜在推翻暴秦的事业当中具有无可争辩的首义之功，而汉王朝政正是陈胜事业的精神传人，所以陈胜入世家当之无愧。孔子的世家资格更是毋庸置疑的。孔子虽然只是布衣，但是他的思想和学问传了十几代，学者都奉他为学术的宗主。孔子的世家资格，难道不比任何一个诸侯王都更加硬气吗？可笑，后来之人自己被帝制时代的等级制度套的牢牢的，还要回过头去，指责司马迁体例不严谨，实在是井蛙之论。 跟后来匍匐在体制当中的历史学家相比，司马迁就是天空中的大鹏鸟，他拥有自由的翅膀，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他为自己和未来写作。 造就了司马迁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大致和汉武帝的统治时期相先后，在司马迁的成长期，一方面，汉朝在思想学术和社会风气方面仍然保留着强烈的战国愉悦。所以，司马海鲜的灵魂是自由舒展的，他可以歌颂游侠、刺客、歌颂人性的光辉。 另外，一方面，司马迁又赶上了汉帝国最为积极进取的时代。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之后，到了这个时候，汉帝国稳定强大而富庶，就像是一个身强体壮，精力充沛的少年，开始了对于更为广阔世界的探险之旅，表现出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精神面貌。司马迁7岁那年，张骞出使西域，他的使团的规模达到了130人。要知道，这130人都是自愿应征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少年心态，也许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才可能媲美吧。 13年之后至130人的庞大使团，只回来了张骞和甘父两个人，但是他们带来的信息却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大约就在张骞归汉的这一年，司马迁开始南下游历，他登上绍兴的会稽山，探访大禹的遗迹，在长沙哀悼贾谊，在汨罗江探凭吊屈原，然后折而向东拜访孔子的故乡。旅行回来，他进入官僚预备队。曾经奉命出使西南，最远到达昆明，除了辽东河西和岭南，司马迁的足迹几乎踏遍大汉山川。 他的眼前所见，胸中所蕴与父老所言，都融入到《史记》的文字当中，比如在《孔子世家》的最后，司马迁发出由衷的赞叹。我读孔子的书，在心里想象他的样子。我到了鲁地参观孔子庙堂中的车服礼器，看到儒生们在他的家里修习礼仪，我的心中充满了敬意，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像这样深情的文字后世史官那种程式化的记录怎么可能相比？《史记》的魅力，正在于此，他是有“人”的，而这个人首先是作者本人。 造就了司马迁的还有他的特殊家世。司马氏的祖先做过周王的太史，他的父亲司马谈又做了汉王朝的太史令。按照当时制度司马迁是要世袭接班的。这个职位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国家保管文书档案。汉王朝的律令，军法，章程，礼仪，还有古代留下来的遗文典籍“靡不毕集太史公”，都是由太史公负责掌管的。 这就等于说那个时代所有的知识都是像司马迁开放的。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机遇是多么的难得。在电子书数据库。网络共享的时代信息泛滥，只要用心，真没什么知识是搜罗不到的。但是别忘了司马迁的时代是竹简韦编的时代，书籍难得，所以，生为太史公的儿子的确是上天的眷顾。然而，史记的写作却不是太史公的植物责任，而是司马谈的遗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当中回忆说，先父说过，自从周公死后五百年出了一个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也有500年了，该出一个能够阐扬盛世，补正《易经》接续《春秋》弘扬诗书礼乐的人了吧？他的心意就在这里，在这里啊！身为孝子，我怎么敢推脱呢？ 司马剑近乎完美的实现了父亲的理想。 《史记》最伟大的地方，或者说他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最核心的价值，是司马迁用书写构建了一个传承有序的华夏时间秩序，从而为汉帝国的大一统提供了一整套的历史文化解释。是要理解这句话，我们需要重温空间中国的发展过程。 首先是华夏中有的各个原始部落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核心，然后空间中国从这里开始向外延伸，西周分封，空间中国向南抵达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江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继续去向南，与南方独立发展出来的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碰撞融合。到秦统一六国为止，空间中国完成了长城以南农业区域的整合，这就是汉帝国的大致版图。 在这个广大的空间区域内，不同区域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地理的经济的，更是历史文化的。各个地区都有属于本地区，本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这种差异不会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自然消除。相反，当政治上的统一是由暴力达成的，反而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制造仇恨，加剧分裂。 秦的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忽略了秦和东方六国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而汉帝国在开国之初实行分封制，给诸侯王以相对独立的治理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照顾这种差异。到汉武帝的时候，帝制已经压倒分封，大一统逐渐巩固，但它还需要一个说法，一个对于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历史记忆的大整合。司马迁的《史记》所进行的就是这项文化整合工作。 在《史记》当中，司马迁给生活在当时华夏大地上各个地区的人民构建了同一套祖先谱系，这个祖先谱系是从武帝开始的。第一是轩辕黄帝，第二是帝颛琐高阳，第三是帝喾高辛，第四是帝尧，第五是帝舜，五帝下来就是夏商周三代了。司马迁说：“从皇帝一直到尧舜禹，皆同姓而国号”，都是同姓，只是国号不同，“以章明德”。不同的国号是为了标明他们的德属不同“。同姓也是同姓，五帝同族，五帝天下一家，这是司马迁的叙述前提，那么接下来，五帝的子孙散落到各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就发展成为了各个地方的各个族群。 比如说，东南的越国本来是南方越人所建立的国家。到春秋时期才跟北方发生关系，但是我们看在司马迁的笔下，他的开国故事就是这样的：越王勾践的祖先是的大禹苗裔夏后，帝少康的庶子被分封到会稽这个地方，让他去侍看守大禹的祭祀，那么如此一来，越就成了华夏的远之。 不仅仅是越，所有汉帝国覆盖下的华夏的各个分支，都被赋予了相同的祖先记忆。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所创造的那个传承有序的华夏时间秩序。董仲舒为这个时间秩序提供了思想基础，而司马迁则把这套东西具体化落实到历史书写当中去，就是他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历史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是汉朝和五帝时代的伟大的歌颂者。他为帝国的大一统贡献了历史文化解释。当然，这跟他为李陵鸣不平，批评汉武帝的政策并不矛盾，能批评才是真热爱。 今天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告诉我们，华夏民族的形成史是一个”千万溪流汇聚成大海“的过程。而司马迁所说的，跟这个正好是反的，他等于再说，从前有一片海，所有的水都从那个海里流出来，不管流多远，也是有着同样源头的水。所以，司马迁的故事有时候讲的其实是挺费劲的。 比如说，他的越国历史，在讲完了开国那一段少康的庶子被分封到会稽之后，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纹身断发，身披草莱，有小城市。纹身断发肯定不是华夏习俗。我们假定，如果是少康的庶子分封，到这个地方那水平应该比这个高的多。再接下来，司马迁就跳过了二十多代，直接说到了允常。“允常跟吴王阖闾打仗，互相征伐，关系不好。允常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勾践即位，这就是越王”。然后再接下去，就是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恩怨情仇。以及离题较远的范蠡变成陶朱公的故事。 这个磕磕绊绊的叙事，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到，也是司马迁的诚实。武帝同源成华夏的故事，他应该是真诚的相信。所以，他用他的知识（包括太史公所保管的书籍资料和他游历采访的所闻所见）去充实它。但是，他并不会为了把故事讲圆而编造自己都不信的东西。